棚子搭起来了，可老师成了大问题。原来的老师就王教授、老王和几个老工人，现在要带两百多个学生，每个人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，嗓子都哑了。王教授的眼镜片裂了道缝，用胶布粘着还在讲课；老王的手被车床磨破了，裹着纱布照样教学生认零件。
“得请更多老师！”李明远在会上拍了板，“赵团长，能不能从部队里找些识字的战士来当助教？再去周边县城找找，看有没有多起来的先生、工匠，请来给学生们上课，待遇从优！”
赵刚立刻让人去办。没过几天，还真请来了几个“宝贝”——一个在天津机器局当过学徒的老工匠，懂车床维修；一个教过私塾的老先生，能教数学、识字；还有个会修钟表的，手巧得很，正好教学生们做精密零件。
老工匠姓刘，头发都白了，第一次上课就带了个工具箱，里面全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工具——有德国造的扳手，有日本产的游标卡尺，还有他自己磨的錾子。“学手艺，得先认工具，再练手感。”刘师傅拿起个螺丝，用手指捻了捻，“这玩意儿，公差大了小了都不行，得像摸自己孩子的脸一样熟。”
学生们听得入迷，围着刘师傅问这问那，连铁蛋都凑过来听。刘师傅也不藏私，把自己的经验一股脑地教出来——车螺纹时怎么控制转速，淬火时怎么看火候，全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真本事。
学堂还搞起了“拜师制”，每个学生认个师傅，白天在课堂上学理论，晚上跟着师傅在车间实践。铁蛋拜了刘师傅为师，天天跟着磨刀具，手上的茧子厚得像牛皮；杏花认了王教授当先生，跟着学化学方程式，笔记本记得比谁都认真。
可新问题又冒了出来——教材不够。李明远那本《机械原理》早就撕光了，王教授带来的几本外文书籍被抄了又抄，纸都磨破了。学生们上课只能围着看抄本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笔记本上描。
“得自己印教材！”李明远找到赵刚，“咱不是有台缴获的油印机吗？让政治部的同志帮忙，把老师的讲义印出来！”
油印机是从鬼子的伪县政府里搜出来的，早就落满了灰。学生们七手八脚擦干净，又找了些油墨和纸，连夜印起了教材。第一张印出来的是《基础钳工工艺》，字有点歪，油墨也不均匀，却被学生们当成了宝贝，小心翼翼地夹在笔记本里。
学堂的“扩容愁”还没解决，新的需求又冒了出来。军工厂要造火箭筒，缺懂弹道学的；纺织厂要改机器，缺懂力学的；甚至合作社记账，都缺懂算术的。李明远索性把学堂分成了“兵器班”“纺织班”“化工班”，针对性地培养人才，毕业直接对口工厂。
“李老师，我想上兵器班！”一个叫小石头的少年举着手，他爹是县大队的战士，牺牲在战场上，“我要造最厉害的炮，替我爹报仇！”
李明远看着他眼里的光，点了点头。他知道，这些孩子不只是来学手艺的，他们心里装着恨，装着希望，装着让这片土地变好的念想。学堂不只是教技术的地方，更是给这些念想浇水施肥的地方。
傍晚的学堂，帆布棚里还亮着灯。王教授在讲化学，刘师傅在教车床，老先生在算算术，学生们的读书声、提问声、工具碰撞声混在一起，像首嘈杂却充满力量的歌。李明远站在棚外，听着里面的动静，心里那点愁绪渐渐散了。他知道，人才不是一天能培养出来的，就像矿山的矿石，得一点点挖，一点点炼，才能成钢。
三、敌占区的“偷运线”
深夜的城墙根下，一个黑影猫着腰钻过铁丝网，手里拎着个沉甸甸的麻袋，麻袋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。哨兵刚要喝问，黑影压低声音说了句：“货来了。”
是老郑，刚从敌占区回来。他解开麻袋，里面滚出几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——不是粮食，不是药品，是几卷图纸和一个锈迹斑斑的零件。
“这是从天津机器厂弄来的！”老郑抹着脸上的汗，眼睛发亮，“技术员偷偷画的车床图纸，还有个齿轮样品，咱仿造的时候能照着来！”
李明远拿起齿轮，在手里掂了掂，齿牙磨损得厉害，却能看出精密的加工痕迹。“好东西！”他赞道，“有了这图纸，咱的车床精度能再提一截！”
光靠自己挖矿山、办学堂还不够。军工厂要造更厉害的武器，需要特种钢材、精密仪器、甚至是专业的技术资料，这些都得从敌占区弄。赵刚和李明远合计了很久，开辟了几条秘密“偷运线”，让老郑这样熟悉敌占区情况的老兵带队，乔装成商贩、农民，去天津、北平、石家庄这些大城市“寻宝”。
偷运可不是容易事。鬼子的关卡查得严，尤其是金属、纸张这些“战略物资”，搜身搜得比筛子还细。老郑他们有自己的法子——把图纸藏在空心的竹竿里，把小零件塞进咸菜坛底，甚至把特种钢条伪装成农具，混在柴火里运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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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，他们想从天津弄台小型发电机，那玩意儿重两百多斤，怎么运都扎眼。老郑琢磨了三天，让人把发电机拆成零件，藏在棺材里，假装出殡，一路哭哭啼啼过了七个关卡，愣是没被发现。发电机运回来组装好那天，军工厂第一次用上了稳定的电，车床转得比以前快了一倍，工人们围着发电机欢呼，比过年还热闹。
最难弄的是技术人才。有个在日本留过学的机械工程师，被鬼子逼着给军工厂干活，心里早就憋着气。老郑他们打听到消息，半夜摸进他家，想把人接出来。没想到工程师说：“我走了，厂里的图纸怎么办？我得带着图纸一起走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