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制定规则，解释规则，并在必要时，用规则作为最锋利的武器，精准地清除掉那些试图挑战规则制定者本身的人。

严世蕃错就错在，他以为规则是可以用钱和权来玩弄的，却忘记了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和暴力维护权，始终牢牢掌握在那个坐在精舍里、看似不管事、只关心修道的皇帝手中。

当他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团，贪婪到试图侵蚀皇权本身的基础——比如，将本该属于皇帝的巨额税收私吞大半时，他们就已经越过了那条最致命的红线。

嘉靖的愤怒，并非源于道德上的厌恶，而是源于权力被觊觎、被愚弄的冰冷杀意。

但他处置的方式，却依旧是“王道”。

在这种“王道”面前，任何“反抗”都会被直接定义为“抗旨”、“谋逆”，不仅道义上彻底破产，还会招致更酷烈的、完全合法的镇压。

反抗不再是政治斗争，而是法律意义上的死罪。

而严党的权力，完全来源于皇权的授予和默许。

其党羽遍布朝野，并非因为他们自身有多强大，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皇帝的意志。

一旦皇帝收回这份默许，并明确表态，整个官僚体系会瞬间倒向皇权一方。

锦衣卫、京营、各级衙门，只会听从皇帝的旨意。

严党试图“扳手腕”的对象嘉靖，本身就是裁判和规则的制定者。

当规则制定者决定按规则清除你时，你没有任何在规则内反抗的资本。

正如陈恪之前所说，严党并非铁板一块，而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松散联盟。

大难临头，各自飞是必然。

嘉靖帝“赐爵胡宗宪”这一手，精准地给出了“投降输一半”甚至“反戈一击有赏”的信号，彻底瓦解了严党任何集体抵抗的可能性。

每个人都急于划清界限，用旧主的头颅换取自身的安全甚至前程。

无人牵头，无人响应，反抗从何谈起？

京师的卫戍部队牢牢掌握在皇帝及其绝对信任的勋贵和太监手中。

严世蕃或许能在工部、甚至在地方上影响一些军饷物资，但从未能真正染指核心的军事指挥权。

没有枪杆子，一切政治反抗都是空中楼阁。

最关键的一环是嘉靖“懂得要给人饭吃”。

他清洗的只是严党的核心层以及部分民愤极大的官员，对于大量中低层的、仅仅是依附求存的官员，他并未赶尽杀绝。

这既避免了官僚体系的彻底瘫痪，也给了大多数人一条生路，从而极大地减少了清洗的阻力。

“只诛首恶，胁从不问”的策略，成功地将打击面控制在最小范围，避免了形成广泛的对立阵营。

因此，严党的覆灭，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，而更像是一场精准的外科手术。皇帝用法律和制度的手术刀，冷静地切除了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恶性肿瘤。

肿瘤本身因其腐败和对皇权的侵蚀，早已失去了反抗的道德基础和组织能力，只能无声无息地在程序化的流程中走向终结。

这，便是嘉靖朝皇权的运作方式——至高无上，且精通于使用“正道”的规则，来实现绝对意志。

它不必总是张牙舞爪，但其冷酷和高效，恰恰根植于这种对规则和程序的绝对掌控之中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严府紧闭的大门上，镀上一层冷漠的金色。

京师的街市依旧熙攘，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。

唯有历史的车轮，在无声中悄然碾过，驶向一个新格局。

而精舍内的嘉靖帝，依旧在掐着他的子午诀，仿佛宇宙的中心，亘古未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