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然贼寇亦有其不可小觑之处。据晚生在颍川观察，其组织颇为严密，消息传递亦有独特法门（我暗指之前破译的密文，但不点明），且其高层似有智谋之士辅佐，行动并非全然莽撞。

颍川之战初期，官军虽早有防备（我再次强调预警的作用，暗示自己可能知晓内情，但不明说），然贼寇攻势依旧猛烈，可见其并非乌合之众。”

这番话，既点出了黄巾的威胁，又暗示了自己掌握着一些不为人知的“内幕消息”，成功地勾起了王允的好奇心和重视程度。

果然，王允的眼神变得更加专注，他追问道：“哦？独特法门？智谋之士？小友可否细说？”

我心中暗喜，知道已经抓住了他的兴趣点，但我并未立刻和盘托出，而是巧妙地回避了核心问题：

“晚生所知亦有限，不敢妄言。只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推测，贼寇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其资金来源与运用，亦似有隐情（暗指颍水沉银和可能的内部分赃不均）。若能详加查探，或许……能找到其破绽，行釜底抽薪之策。”

这番话，既暗示了我掌握着更深层的信息，又将话题引向了更安全的“查探”和“寻找破绽”上，避免了直接评论具体的军事行动或政治阴谋。

王允听完，陷入了沉思。他没有再追问细节，显然明白有些事情不便在此深谈。

他转而问起了我对当前洛阳财政状况的看法。

这正是我准备充分的领域。

我立刻切换到度支曹令史的角色，用精准的数据（这些是我在尚书台工作中接触到的真实数据，稍作处理）和清晰的逻辑，分析了董卓废钱铸小钱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、赋税征收的混乱无序、以及凉州军靡费无度对国库造成的巨大压力。

“……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民生凋敝，怨声载道。纵有强兵，然无粮草、无财用支撑，亦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财政之崩坏，实为动摇国本之祸根！”

我言辞恳切，痛心疾首地说道，将矛头直指董卓政策带来的恶果，这恰好与王允等清流士大夫的立场不谋而合。

我还顺势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，比如重新规范度量衡、整顿税收体系、控制军费开支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