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犹豫了片刻。我知道，质疑经学大师的注疏，尤其是在这种场合，是非常冒险的行为，很容易被视为狂悖无知，甚至引来群起而攻之。

但……我心中那份对逻辑和事实的追求，以及一丝想要展现自己独特思维的冲动，最终还是战胜了胆怯。

在老儒讲解告一段落，众人品茶沉吟的间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，恭敬地行了一礼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：“晚生斗胆，请教老先生一事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我这个不起眼的末席年轻人身上，带着惊讶和审视。老儒也微微抬眼，示意我说下去。

“方才听老先生讲解《禹贡》贡赋制度，晚生深为叹服。”

我先是恭维了一句，然后话锋一转，“然晚生心中有一疑虑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《禹贡》所载，如梁州之贡‘厥贡漆丝’，雍州之贡‘厥贡惟球琳琅玕’，此二州距京畿路途遥远，山川阻隔。

若按注疏所言，每年需输送如此数量之丝帛、美玉，其运输之艰难，耗费之巨大，损耗之惊人，恐非当时人力物力所能承担。

晚生愚钝，窃以为，其中或有晚辈未能理解之处，恳请老先生解惑。”

我的问题一出，现场的气氛顿时微微一凝。

一些人皱起了眉头，显然觉得我这个问题有些不合时宜，甚至是在挑战权威。

那位老儒也捋着胡须，沉吟不语，似乎在思考如何回应我这个略显刁钻的问题。

就在这时，我没有等他回答，而是继续说道：“晚生不才，曾粗略涉猎算术，尝试对此进行过一些推演。”

说着，我取过身旁书童（石秀今日也扮作书童随我前来）准备好的沙盘和几颗石子，

“以梁州为例，假设其年贡丝帛百匹，距离洛阳按直线估算约三千里（实际道路更远）。若用当时最常见的牛车运输，考虑道路、天气、人吃马嚼、以及必然存在的损耗（如一成），则每匹丝帛运抵京师的成本，恐怕已远超其本身价值。若以人力背负，则更无可能。除非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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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边说，一边在沙盘上用石子简单地演示着距离、数量和损耗的关系，运用基础的运筹学思想进行估算（虽然我只能用最简单的加减乘除来表达）。

“除非，这‘贡’并非指实物全额上缴京师，而是一种……更具象征意义的、或是经过折算的税赋形式？

比如，地方将贡物变卖，或折合成更易运输的铜钱、粮食上缴？

或者，这‘贡’主要用于满足当地驻军或官员的需求，只需象征性地上缴一小部分至中央？

再或者，《禹贡》所载，并非严格的年度定额，而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、代表地方物产丰饶的描述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