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昨夜横死家中的王粮曹，恰好负责着城西几处官仓的调度，同时也兼管着京中某位常侍在颍川购置的部分田产收息。

他的死，让县尉焦头烂额，也让与他相关的账目、行程记录，成了需要特别审视的对象——既是为了查案，也因为这本就是我核查工作的一部分。

我听到了县尉大人在外面廊下烦躁的踱步声，以及他与其他官吏低声却难掩怒气的交谈。

他们似乎对那骇人的“鬼面具”和血字束手无策，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。

恐惧像瘟疫一样在衙门里蔓延，连带着取阅卷宗的小吏都蹑手蹑脚，生怕触了什么霉头。

我铺开王粮曹近几日的出入记录和仓曹日志，手指捻起算筹，开始核对他昨日的行程与账目。

记录显示，他昨日下午申时（下午3-5点）离开西仓，声称直接回家。西仓到他家，寻常脚程不过半个时辰。然而，仵作初步勘验，推断他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亥时（晚上9-11点）左右。

起初，我并未在意。

毕竟，路上耽搁，或者回家后处理私事，都很正常。但当我将他的行程与一份他本该在回家途中顺路完成的、向某个村落传达催缴通知的任务时限对比时，一个微小却清晰的矛盾浮现了出来。

我取出算筹组，细细拨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