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棣稍一思忖，道：“最好别伤了性命，擒了送至郓城，让官府定罪判处，亦可震慑贼寇宵小之流。”

水泊梁山浩荡绵亘数百里，为多个州县所辖，众人身处水域合该郓城县辖治，将水匪扭送至该县乃是正理。

好嘛，水寇正嗷嗷叫着攀上楼船，王棣等却在商量如何处置善后，还真不拿这些以为逮着肥羊的匪寇不当回事呢。

至于说“震慑宵小”，倒非妄言。

彼时，出现了折杖法，也就是用杖刑来代替原来的笞、杖、徒、流四种刑罚，再加上刺配之刑，从而形成了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。《宋代刑法考》有载，“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，既仗其背，又配其人，且刺其面。是一人之身、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者。”也就是说，到了北宋，刺配之刑开始成为集刺面、杖刑、流配三种处罚于一身的重刑，仅次于死刑。

“发配+刺字”合起来被称为“刺配”，这是从宋朝时期开始兴起的一种刑罚。在讲究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的时代，“刺配”可以说是一种相当重的刑罚。

虽然本朝的大赦比较多，每次大赦，便由主管刺配犯人的官吏将配役者的情况上报，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，或服役期间表现较好的，可以释放回家；而罪行严重的，则要终身服役。但一旦被刺字，便要伴随人的一生，这些犯人就算被释放，也难以洗刷掉脸上的印记。

这些水匪一旦被拿获，即便尔等未害人命，但刺配之刑是逃不过的。嗯，少不得要在颊边刺个“夺”字——这种纹身可一点都不酷。

大宋律法规定，罪犯脸上刺的字，根据所犯罪名而定，对于盗窃犯，刺“窃盗”或“盗”，对于白昼抢劫他人财物者，要刺“抢夺”或者“夺”字，对犯有劫窃官仗、伤害吏人等罪者，在犯人两颊黥上“劫”字，诸如此类。而犯人的罪状不同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样排列的形状也有区别。凡是盗窃罪，要刺在耳朵后面；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颊上或额角，所刺的安排列成一个方块；若为杖罪，所刺的字排列为圆形，三犯杖刑移于面，径不过五分。

苏三望着正攀附而上的水匪，已能看清那一张张凶相尽露的脸庞。他唇角掠过一抹哂笑，仿佛看到这些脸庞刺了个刺眼的“夺”字。

“准备……”他扬起了手，然后切下：“动手！”

苏府二十名护卫多是出身京城御拳馆或西军退役军士，平素训练用的是军中那一套，纪律严明，令行禁止，而且装备精良，配合默契，还真不当这些个“土鸡瓦狗”当回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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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王家扈从及许家护卫早折服于苏三等人的战斗力，自是以其马首是瞻。

苏三一声令下，众人向后退了两步，除却神拳苏八，余者皆亮出了称手兵刃，严阵以待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，地从京师扩展到全国，武器种类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。兵制有云：“开宝三年五月，诏：‘京都士庶之家，不得私蓄兵器。军士素能自备技击之器者，寄掌本军之司；俟出征，则陈牒以请。品官准法听得置随身器械。’”

“庆历八年，诏：‘士庶之家所藏兵器，非法所许者，限一月送官。敢匿，听人告捕。’”

故民间之太极拳，方有抖杆子之技，杆子者，本是长枪，即不许持械，只能练习光杆枪。

只不过，王家与苏家都算是官宦之家，自然是享有特权特例的，只要非军方制式兵器，普通的刀枪剑戟算不得违禁。即便苏十六擅射，也是用了一副自制的弩弓，算不上制式兵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