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夜自是没有胼足而眠，但秉烛夜谈却是有的。

长谈过后，孔若虚长叹道：“介甫公后继有人也。”

不得不服啊，弱冠之年便有如此才学、如此见识，假以时日那还得了。

他终究是接受了王棣的“四书”之说，并询问有无撰写完稿。

王棣心下松了口气：终算是搞定了。

他执意要绕道山东，便是为了仙源县之行。再说的透彻些，他是要走一趟衍圣公府。

既然决定要做某些事了，就找条最快捷有效的途径。

相较于原本的历史时空，他让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提早了百多年问世，并不会显得离经叛道。

儒学大行其道，而“四书”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，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。“四书”相对于“五经”是较晚出现的。这个晚，不是文本创作得晚，晚的是“四书”一称。

近年来，随着理学的地位越来越重，理学大家们的论点也渐为世人所接受。

所谓理学，乃是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、二程等人创立的新儒学，传承于子思、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。

二程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，因而使《孟子》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。不仅如此，韩愈和李翱对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，如李翱的《复性书》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、发挥，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，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。二程沿着这个方向，尊奉《中庸》，并把《大学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提。

也正因如此，纵然司马光曾大肆指批孟子，即便这些年他的门生子弟仍是对《孟子》口诛笔伐，但有着日益强大的理学中人大力宣颂，“四书”之说已是初见雏形。

嗯，王棣适时推出四书注义，算是应势而为。作为王安石之孙的他，无论如何，身上新党的烙印是磨灭不了的。既如此，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唱对台戏，不是理所应当的么？

于曲阜孔氏，大抵是乐见其成的。

《论语》自不必说，记载孔子及其主要门弟子的言行。《大学》，虽非孔子亲手所着。所谓“右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，而门人记之也。”但可算是孔子遗书。《中庸》“乃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受孟子。”也就是说，《中庸》乃子思所着。

这三本书都与孔子有关。

而《孟子》则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。王棣如是说：“学者之要务，反求诸己而已。反求诸己，别无要妙，《语》、《孟》二书，精之熟之，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，佩服而力持之可也。”

很显然，他是主张将这二书并列的。

对于王棣此言，孔氏能表示反对么？显然不能，作为儒学本宗，当然得大度大度再大度。更何况，孟子与孔子颇多渊源，他拜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人为师时姓曾名参，后更改名轲。嗯，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参，即曾子。

可以说，孟子应该叫孔子为祖师爷，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，孟子一生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，孟子系统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。可以说，孟子应该叫孔子为祖师爷，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，孟子一生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，孟子系统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