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千乘，诸侯之国，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。敬者，主一无适之谓。敬事而信者，敬其事而信于民也。时，谓农隙之时。言治国之要，在此五者，亦务本之意也。程子曰：此言至浅，然当时诸侯果能此，亦足以治其国矣。圣人言虽至近，上下皆通。此三言者，若推其极，尧舜之治亦不过此。若常人之言近，则浅近而已矣。又杨氏曰：上不敬则下慢，不信则下疑，下慢而疑，事不立矣。敬事而信，以身先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’盖侈用则伤财，伤财必至于害民，故爱民必先于节用……”

就这一小会儿，王棣便已写了百余字，且字迹毫无凝滞，难怪他上午能一挥而就了。

李节一看便晓得王棣答的这道兼经题是“道千乘之国”，出自《论语》。

经义题考的是诸生对经书的理解，儒家经典本是学子必读，但解读并不见得就是死的，考的就是谁能更深刻的理解先贤论点。

显然，单就这百多字，王棣是理解的极为透彻的，且颇有新意。

似乎并没注意考舍外有人，王棣仍自心无旁骛的写着，一个个秀美的小楷随着笔端流出。这时，太阳西沉，落日余晖透过小窗落到他身上，金黄一片，给他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。

认真工作的人最具魅力，此刻的王棣便是。

李节微微有些出神，这是他首次见王棣作文写字，果是与传闻中的“神童”、“才子”相符的。虽然不知道王棣的大经题作文，单凭这篇兼经文章便足够给批个“取”了。

诸州发解试，诸州发解试以判官试进士，录事参军试诸科，阅卷考校以监官、试官共同考定通否，逐场去取，朱书“通”、“否”，并署写监官、试官的姓名，合格者以试卷多通为优秀。发解试考官考校明经，根据考生答试情况，批写“通”、“否”。真宗皇帝依从其请。由于诸州府发解试考官阅卷考校时庇护考生，在试卷上多批“粗”字，于是，宋廷命令考官考校只能批写“通”、“否”，取消了模棱两可的“粗”字批语；同时，不管考生是否参加过考试，考官考校只依考试程文去取，有不合格者，逐场去留。

小主，

李节并未在玄字三号房驻足太久，慢慢的转了一圈，回到二楼后一口一口啜着茶水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酉时正，在监考官的监督下，差役们开始收卷。

发解试连考三场，一日一场，期间考场封闭，不进不出。除了第三天可以提早交卷等候第一时间放牌，头两场都在酉时正统一收卷。

考卷收回后，在数名监考官的监视下逐一弥封。

唐代的科举考试，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、籍贯等项，世家豪族仍可靠其特权，在发榜前知其是否录取，考官也可从中耍弄手法，拉拢亲信

武则天时，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，便命令应试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糊起来，暗考以定等第。但是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，考官在录取中，仍然“兼采时望，不专词章”。

本朝太宗淳化三年，苏易简知贡举，“既受诏，径赴贡院，以避请求”，以后便建立了锁院制度。同年殿试，礼部奏名合格进士，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，初次实行“糊名考校”法。即在举人考前先糊其试卷上的姓名，籍贯等项，在决定录取卷后，再拆弥封，查对姓名、籍贯，借以杜绝考官“容私之弊”。咸平二年，礼部试时，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。明道二年七月，仁宗“诏诸州，自今考试举人，并封弥卷首”。

从此，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、省试，也施行于诸州取解试了。在实行弥封制不久，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，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。后来，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，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，大中祥符八年专设誊录院，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，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。试卷弥封、誊写法的实行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“一决于文字”，这样，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