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此之前，《论语》与《孟子》只是科试兼经。而王棣则是将这二书及从《礼记》中抽离出来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并称为“四书”，且着手集注。

汉以后，《论语》的声誉日见高涨。魏晋时期《论语》注家很多，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已把它列入经类。

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直到韩愈、李翱、二程，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。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，因而使《孟子》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。不仅如此，韩愈和李翱对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，如李翱的《复性书》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、发挥，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，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。二程沿着这个方向，尊奉《中庸》，并把《大学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提。

此时的二程洛学，是新儒学经过举创而走向繁荣的北宋时期的最高阶段，也是其时的主流学派。

这期间的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，为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和司马光六先生。当其时，六大家并世而立。周敦颐创濂学、张载创关学，邵雍和司马光有其象数学，二程洛学一时与诸学并存。

但是，历史发展，斗转星移，诸学发生很大变化。周敦颐、邵雍之学，为社会潮流所裹挟，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；张载关学也由兴盛趋向衰落，其着名的气说、人性理论，则被洛学改造后吸收。相比之下，唯独洛学雄风刚健，在诸学之中拔俗超群，既承接了新儒学草创期的积极成果，又融会了并世诸学精华。因其深刻的内省精神和颇为精致的逻辑体系，满足了北宋社会的需要，而形成为北宋理学的顶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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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程学说主流其时，其尊奉的《论语》四书自然也被天下文人奉为儒学圭臬。

彼时亦有大儒为这四部儒家着作注解，终究未能形成系统。而王棣则是首次将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列，在序言中言称《大学》中“经”的部分是“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”，“传”的部分是“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”；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而由“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”。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中的注释称为“章句”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，称为“集注”，是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

王安礼虽未能窥竟全书，但仅阅读了一小部分，心下便已似生起惊涛骇浪：“若理会得此《四书》何书不可读，何理不可究，何事不可处！”

这样的年龄，做这样的事，让王安礼心惊不已。他有心阻止，却又觉是扼杀了某种可能，太矛盾。

原本，王安礼还想等等看，有自己看着三郎，总不能让他行差踏错，关键时刻可提点、指正一二。但上月朝中已有旨意颁下，加他为资政院学士，转知舒州。

要说起来，历任江宁知府短则二、三月，久则七、八月，独独他王安礼知江宁三年有余。这是朝廷恩旨啊，王安石故去，其遗孀、后辈仍居于江宁，朝中让王安礼久知江宁府，不正是让他可照拂兄长一脉么？

现而今，他要转知舒州，老嫂子定下了要投奔女婿蔡卞，他放心不下王棣，临走前要与他谈谈，若是能跟随一道去舒州，那是再好不过。只是，王棣幼年过继给王安石一脉，这事操作起来……于礼不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