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本朝科考，王棣大体是知晓的，但终究知之不详，经苏、李二人细细说来，遂“豁然开朗”。

至于科考内容，他倒是特意了解过，毕竟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，此时倒不好多问，只心里默默回忆了一番。

熙宁四年二月，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，认为：“古之取士，皆本学校，道德一于上，习俗成于下，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。”因此他提出“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，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”。“贡举新制”规定，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、帖经、墨义之类，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为本经；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兼经。同时废罢明经诸科，另设明法科，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，而又“不能改试进士”科的，考明法科，“试以律令《刑统》大义断案，中格即取”。新的明法科，时称新科明法。

神宗皇帝言：“今谈经者人人殊，何以一道德，卿所着经，其以颁行，使学者归一。”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“新学”派的观点撰注《诗义》、《书义》、《周礼义》，合称《三经新义》，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，作为教科书。此后，《三经新义》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，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。元佑时，新学派遭到打击，但理学派、蜀学派，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，只提出“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，令天下学官讲解”，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《字说》，而要求用“诸家之说”，以及考试“添诗赋”，但未恢复帖经、墨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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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而言之，时下取士，经义、诗赋并重。

后世的高考被形容为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，在王棣想来，此时的科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，想要进士中试，何其难也。

彼时进士科取士比例极低，尤其是本朝初更是令人发指，“建隆元年，进士十九人。二年，进士十一人。三年，进士十五人。四年，进士八人。乾德二年，进士八人……八年，进士三十一人，诸科二十四人。”宋太宗即位后，开始突破一百大关，有时一科竟达到三百多人。但此时每科的取士人数还没有定制，即所谓“贡举之疏数，取士之多寡，惟上所命”。直到仁宗皇祜四年始规定：“进士限四百人，诸科勿得过其数。”嘉佑元年四月又重申：“科场取士，以皇佑四年进士限四百人，诸科毋得过其数。”当时，大约每四年开科一场，这样算来每年取进士、诸科大约各百人。宋英宗治平三年下诏：“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……所有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，明经、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。”以后遂为定制。

啧啧啧，大宋风流，读书人若过江之鲫，每三年方取进士三百人，也难怪博览群书、才华横溢如秦观，亦不能一蹴而就。嗯，还有更倒霉的，鼎鼎大名的柳三变，四次落第，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，伤心落魄而改名为“柳永”，“破罐破摔”，自称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，得遇仁宗皇帝开恩师方得中进士榜，五十岁而暮年及第，好不容易博了个“柳屯田”的名号。

这是反面案例啊，千万学不得。

当然，他并不发怵，毕竟多了千年的见识，这些年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、一心只读圣贤书，诚如苏轼所言，不论是经义或诗赋，都算是底气十足。这时的科举，尚没有明清时那么变态，八股文能活生生将人变成迂腐之徒呢。

至于原本的辛未科一甲三人，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马涓、朱谔、张坚庭三位科举达人，到时候同场竞技，免不得要PK一二，也不至于未战先怯。

倒是他这个王安石之孙的身份有些尴尬，毕竟朝中是高太后携旧党执政，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，次第罢之，举而仰听于太皇太后。自司马光、吕公着到文彦博、刘挚、吕大防这些个丞相，可都是极力反对新政的。也就是说，时下朝中的诸多大佬，绝大部分是王安石的“政敌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