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考校的是经义。之所以将经义放在最后，是苏轼知晓王棣这些年私下做的“勾当”。

数年前在金陵，他便曾就经义考过王棣，彼时对方的应答便每有新意，已是深谙经义之旨妙。这数年来，二人书信往来，其间亦有经义考答。

首先，王棣的书法日益精进令苏轼咋舌，其字体势紧密，则得之右军；姿态朗逸，则得之大令。很显然，王棣的书法上溯魏晋书风，兼采诸家之长；书风则平和雅正、雍容华美。这样的书法已是自成一家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气候。

惊叹之余，苏轼居然有些气馁，世人言书法卓绝者，举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京（注1）为最，称本朝书法四大家，所谓“苏黄米蔡”是也。然王棣一未冠小子便在书法之道有此造诣，俨然开宗立派，怎不叫他汗颜？

至于经义，毕竟是书信往来，倒是不会涉及太深。然而他自好友王安礼处得到的另一个信息叫他几近失声：王棣在注释经义，书名叫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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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三不朽，立德立功立言也。王家小子的步子，迈的太急了吧。

科举取士，神宗朝以前，进士科考诗赋。到了神宗时，有的考诗赋，有的考儒家经典，因而出现了所谓“诗赋进士”和“专经进士”。究竟是以诗赋取士，还是以经义取士，在神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。

归根到底，吟诗作赋，固然全无实用；死啃经书，又有什么好处？争论的结果，是采取了一项折中办法，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，有诗赋进士，也有经义进士。去岁，分经义、诗赋为两科试士，罢明法科。

苏轼是反对以经义替换诗赋取士的，上《议学校贡举状》称：“……文章而言之，则策论为有用，诗赋为无益；自政事言之，则诗赋、策论均为无用矣。虽知其无用，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，以为设法取士，不过如此也……自唐至今，以诗赋为名臣者，不可胜数，何负于天下，而必欲废之……今进士日夜治经传，附之以子史，贯穿驰骛，可谓博矣。至于临政，曷尝用其一二……”

但，这并非是苏轼不重视经义。古来读书人，皆明圣贤言。

注解经义，绝对是大工程，非深谙经义者不能为也。

但在苏轼及李格非轮番考校之下，王棣神色自如，对答如流，绝对触类旁通、举一反三。

末了，苏轼叹道：“毋论是诗赋或是经义，棣哥儿今年都可下场一考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