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尸体？”琼一脸玩味地说道。

“只是玩笑。”冼耀文指了指黄包车的座，“我们的事晚点再说，在看热闹的都是我的家人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琼并没有闹幺蛾子，冲大家挥了挥手，便坐到座位上。

冼耀文跟着上车，车队继续往前。

前面的黄包车上，陈长桐将头转回，腹内激雷阵阵。

一般人在台北找几辆小车是不容易，但他身为中银的经理，在金融和财政系统都罩得住，别人不容易的事，在他手里却不难，只是他对冼耀文抱着轻视的态度，不愿张嘴。

一个二十岁的后生娶一个四十出头的姨太太，怎么看怎么匪夷所思，自己的小姨子有什么值得迷恋？思来想去，也就是他这个姐夫值得人家惦记。

这不，来台湾了，来取惦记的东西。

他原本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看来，有必要改变想法。

他不认识刚才的那个美国军人，却知道对方美军顾问团的身份，也清楚顾问团背后所代表的深层含义。

在东洋治下的台湾虽然是被殖民者，在参政权等各方面是无法与东洋人平起平坐的次等公民，然而在硬件建设方面，则是现代国家等级的规模，即使许多权力被压抑，但对于现代国家及其台下公民的理解与想象，也绝对是走在时代的前端。

1920年代呼应着东洋大正民主的氛围，本省知识分子曾进行大规模的“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”，长达十多年，虽然最后在东洋军国主义的崛起下，终告失败，但也换取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，规模可能有限，却是本省人重要的政治启蒙。

本省人不需要光复式的解救，而是期待将那被统治者压抑多时、旺盛的生命力，得到舒展和解放的机会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期待换来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，新来的统治者与东洋人并无不同，甚至更为差劲。

在心态上，曾替日方作战，深受东洋文化洗礼的本省人，在许多国人眼里，不久前还是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，虽然官方极力淡化，但那巨大的文化鸿沟仍卡在两个不同族群之间。

更严重的是，文化差异的组成，还涉及进步和落后的价值差异，东洋治下的生活不论在物质或价值上，都远胜过彼岸，在主政者缺乏解决问题的自觉与诚意下，冲突在所难免。

战后陈仪政府的乱象，以接收之名，行贪污、揩油之实，变成了劫收。当时人在台湾，来自南京《大刚报》的记者唐贤龙，忍不住提出批判：“内容不好写出来，过不了。”

接收变劫收，反映着更根本的问题，战争带来的巨大扭曲，于战后同时考验着胜利和失败双方，从战时体制要回归常态，并要试图在秩序荡然无存的焦土上建立起新的规范，收束在战时被释放的人性丑恶，这样的重建工作对任何政府都是极大的考验。

从结果来看，老蒋面对这样的过程几乎束手无策，顾此失彼，短短三四年之间，从人人拥戴的蒋委员长到被迫下野，偏安一隅。

逃难所激起的乱象绝对高于接收，试想一块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土地，于战后快速增加200万人，其中大半还是1949年到1950年间快速迁入，要安顿如此庞大数量的外来人口，即使在下个世纪都是棘手的难题。